就中国当下国家认同观念的组成部分而言，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续了主权与地缘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观念，其二是继承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同甘苦、共命运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怀，其三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观念。
与其他权利理论相比，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具有诸多创见。为此，他反对把立法权交给君主或其他权威，而是主张人们通过公共参与来自我立法。
哈贝马斯认为，在卢梭的方案中，他过分冀望社会的同质性，因而无视人际价值和利益的差异。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充分发展民主，才能使得权利获得合法性基础。某些具体权利虽然通过国际公约或条约的途经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但是这些国际人权文件并没有经过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商谈过程，对它们的承认可能是由于国际强权势力施压的结果，实际上它们所反映的可能主要是以美国首的西方世界的人权价值观。哈贝马斯认为，从交往行为的商谈论出发，只能重构出一些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以在法治国中作为法律原则，成为民主立法和通过立法赋予权利的逻辑起点，同时对于民主过程提供一般的规范性架构。例如在美国，权利先于宪法和高于主权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其中最有特色是，《人权法案》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划定了立法机构不得触动的自由"领地"和权利"禁区"。
在康德看来，通过这种交互循环过程，具有道德意义的私人自主与具有伦理意义的公共自主，以及具有道德意义的人权与具有伦理意义的人民主权就统一起来了。从家庭、行会以及封建的身份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为一个行为自由的人。事实上在价值选择领域本身就不应有专家一说。
显而易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不可能每一条都能够从主权者的意志中像数学推理那样被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甚至敏感的行政机关发现并着手处理的部分问题立法机关之前从未考虑过，更无须说作为主权者的人民。[14]因此，这种理论会因为前提条件的缺失而在实际法律运作过程中变得虚无缥渺。有学者总结了三种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类型，包括社会正义与制度正义、具体正义与抽象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具体正义或特殊正义是指个案中的实质正义，它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行为或事件之中的具有实际的、具体内容的正义。
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摘要: 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
参见（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页482、660。因为作为有效前提的合法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容易判断的问题，仅仅依靠抽象法律原则或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认定的合法往往会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有上位法内容依据的条文和没有明确上位法内容依据的条文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吗？ 另外，前文已经提及，根据我国的法源通说以及《立法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语境下，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被限于《立法法》规定的属于法源的五种，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在这份影响甚广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使用了约束力和效力这两个概念。举例来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而言位阶更高。如果有，那么法院径行依上位法决断即可。[69]参见陈杭平：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只要存在合法行为，也就必然会产生对应的法律效力。而与正确性不同，权威性可以有大小的分别，正如在前文所引凯尔森的论述，权威性不一定就定于一尊，它可以通过授权关系逐步降低，是一个可以连续变化的变量。
另一方面，单纯从逻辑上说，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不一定权威性效力强。反之则不是法律渊源，只能在诉讼活动中被参考。
这种理论转向同样反映了人类内心中的某种渴望，即对确定性的渴望。服从是一种追求正确性的理性行为，而尊重则是一种情感的表现，是理性审视之前一种预先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随后所进行的理性审视的程度。比如，法律抽象地授权行政机关负责某个领域的行政管理，此时，行政机关在该领域内制定的管理规范的正确性并不明朗。[17]张根大：论法律效力，《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在主权者处，正确性和权威性的关联是机械而非有机的，并非是那种自然意义上的正确性导致了主权权威的产生。不过，即便如此，拟制的正确性相对于正义而言对于日趋复杂的社会无疑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而规范有权威性效力并不必然代表其本身是正确的，仅仅反映了该规范的权威性。可见，单凭特定事实来源说也不能完全化解司法实践中规范的效力难题。
英国法理学者拉兹则在对权威这一概念的解释上富有见地，他明确将权威性所指称的约束力和规范内容的正确性隔离开来： 并非所有的权威性规则体系是法律体系。上述两步判断法有些类似于谢弗朗案中的两步判断。
[34]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467 U.S.837，at 842—843(1984). [35]事实上，晚年的牛顿一度陷溺于炼金术、神秘主义和异端思想中。首先，正确性为何不能反映权威性？当我们说牛顿是物理学权威时主要是指他以理论精准地刻画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我们信服其知识和思想的正确性，此时不正是正确性导出了权威性？其次，权威性为何不能直接导致服从，而必须导致尊重？在官僚体系中，对于长官的权威不就是需要服从的吗？再次，服从和尊重真的不同吗？当我们在法院对待规则的态度中引入了尊重之后，我们可以将一切法院对规范的态度描述为尊重，服从也可以被视为最高程度的尊重。
比如国务院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下称《条例》）制定的规则乃属于法源种类之一的行政法规。[36]可见，人民所具有的权威性只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拟制，权威的来源在于人民被先验地认定具有上帝般的正确性。在法律体系中，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形式正义，即程序正义或诉讼正义。（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20。
在德国，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58]的区分类似于美国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的区分。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
他们理论的重要性不过在于治学的方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位阶一词只是对法律文件相互关系的说明，并不能充分表达它们所具有的某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又是不能被忽略的。
[7]参见沈岿：解析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力——以行政诉讼为论域，《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仅有一部分的下位法条文内容可以在上位法中找到对应的表述，更多的情况是上位法表达了模糊的原则，甚至提及两个相互冲突、需要平衡的价值方面，或者只是泛泛地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规则。
不过，实际上，如前所述，假如一个规范的效力已经得到认定，那么权威性效力的强弱已经不再重要。这就好比一架在迷雾中飞行的飞机，飞行员无法通过视觉判断飞机飞行的航向是否正确，只能依靠仪表来了解飞机的状况，并相应地进行操作。[42]参见萨拜因，见前注〔38〕，页482。面对长达10000页的技术资料，上诉法院的法官耐心地进行了审读，并对其中的科学观点发表了看法。
[8]此处法律上的力是应然意义上的，不同于实效，后者已经超出了法律哲学的范畴，主要在法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
权威带来尊重，审查该规范的法院根据该规范权威性的大小，给予不同程度的尊重，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司法审查程度。虽然他拥有现代科学之父之尊，但其关于圣经密码等的研究仍然遭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的广泛质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市质监局可以组织制定地方标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以及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立法机关常常对此保持沉默或者含糊其辞，[20]以至于权威性有时取代正确性成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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